正因男孩兒作為戰爭機中一個螺絲釘的無關緊要，他在死后便如個件兒一樣——“uncoffined”（不加裝殮）——扔了大坑。為了調扔擲霍吉尸時的暴與急迫，詩人連用兩個“th”詞的alliteration：“they”和“throw”，并且在“found”一詞中再次調“uncoffined”中所現的“f＋n＋d”這個沉悶的發音組合。注意，詩人并沒有說霍吉的尸被扔了大坑，而是“【鼓手霍吉】就如此不加裝殮，扔了坑”，此調的，是“霍吉”的人——男孩兒不是一尸，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eral　damage（“附帶損傷”）。這就反映了一個悲慘的事實：對于戰爭的負責人和決策人來說，千千萬萬的“霍吉”們僅此而已，僅僅只是一個個的“霍吉”；他們作為活生生的人，其生命對于戰爭的決策者來說并沒有任何的緊要。

        第一段中殘酷暴的白描景象如一晴天霹靂，與之相較，第二段就顯得緩慢而富有哲理與反思，調的是這個年輕的男孩兒對于自己為何會現在異國他鄉這片遙遠的南方土地上所展現的疑惑。第三段則置整個事件于更廣闊的自然－哲學環境中來看待：“霍吉”樸實的腦、北國的脯將會長成一棵南國的樹。這是因為大自然從不會浪費她所賦予、所曾創造的生命。但可悲的是，這個男孩兒的同胞、本應照拂國民命運的決策者們——他們同樣生而為人——卻會輕易地浪費掉無數年輕的生命。本詩簡單、凝練的語言所襯托的，是戰爭決策者們的冷酷無，以及戰爭本的殘酷可怖。

        本詩作為對政府戰爭決定的抗議，首印于1899年11月，即第二次布爾戰爭開始的六周后。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哈代寫：“‘文明’國家在這么多世紀后還是沒學到比古老、野蠻的解決爭端的方法更優秀的解法，這讓我不斷到痛惜。”　（“I　constantly　deplore　the　fact　that　‘civilized’　nations　have　not　learnt　some　more　excellent　…　ways　of　settling　disputes　than　the　old　and　barbarous　one，　after　all　these　centuries.”）國際關系研究中有一項極為重要的發現——任意兩個民主國家之間，從未發生過任何一場戰爭，此即Democratic　Peace　Theory（民主和平論，DPT），并且似乎證實了康德及其他十八世紀Enlightenment（啟蒙運動）思想家所提的理論概念（參見參考文獻[1]）另一位政治學家Jack　Levy曾經說過“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comes　as　close　as　anything　we　have　to　an　empirical　law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民主和平論是國際關系里最接近于經驗法則的理論”，即通過觀察現實現象、據經驗得的法則，見參考資料[2]）。當然，并非所有學者都認為民主和平論一定是對的

        從藝術手法上來說，本詩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哈代對于Afrikaans詞語的運用。第一段中“kopje－crest”、“veldt”，第二段中“Karoo”都是Afrikaans（南非荷蘭語）詞匯。哈代刻意運用，目的有三。一，是在于現男孩兒死亡時的異地他鄉。二，是在于現獨個兒的士兵于戰爭、歷史背景的無關聯和脫離；灌木叢、粉狀的土壤……這些都不是生長于北國的“霍吉”所熟知的。三，則是營造一種仿如“牂羊墳首，三星在罶”（《小雅·苕之華》）的與死亡緊密相關的詭異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