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名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隕石」』，因而說『圣人之謹于正名如此』。殊不知西晉盜發的《竹書紀年》中也寫的『隕石于宋五』。陛適才提的《莊公》七年之星雨，《竹書紀年》寫的也是『星隕如雨』。照董生與《公羊》的說法——說《經》乃孔丘為正名定分、褒貶人而修、作——那么，難《竹書紀年》也是孔丘所修編或撰作？《竹書紀年》還說，堯舜禹之間所謂的‘禪讓’，實則是通過政變的方式奪取王位，還說，伊尹實則是篡位的逆臣、太甲后來殺了伊尹——那么，所謂‘秋筆法’，‘為賢者諱、為尊者諱’的原則，這些抹黑賢相伊尹的政變事件都該被削去。若《竹書紀年》也是孔丘所作，為何這些事件的記錄都被原封不動保存了來？孔丘顯然與《竹書紀年》毫無系。《經》與《竹書紀年》文字相同，最說得通的解釋，就是二者皆是沿用的官方史文罷了，孔丘未曾對其有過一字改動，更未有正名定分之意。董生還以為孔丘選用的每一個字都有重大意義，著實是牽附會，過度解讀。

        “至于陛說《經》筆削褒貶，適才舉例『鄭伯克段于鄢』——陛不知：依東周時期慣例，魯國太史對外國大事，只有在當事國來通告時才記錄。如『齊崔杼弒其君光』、『晉趙盾弒其君夷皋』，本就是齊、晉兩國太史的直筆。《隱公》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臧否，亦如是，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冊』，就是說凡是建交的諸侯國發生大事、興師打仗，若遣使來告，則記錄，若不來告，則不記錄；打仗勝敗的記錄也是如此，即便是滅了某國，若不來通告，也不記錄在冊。

        “據此可推斷，『鄭伯克段于鄢』乃鄭莊公遣使來告魯。那么，既是勝利者的官方通告，必然說敗者共叔段有罪，是以隱去了段為莊公弟一節。何況，莊公是否真的殺了叔段，后世并不得而知——鄭國使者用『克』字，僅因勝仗曰『克』，《莊公》十一年《傳》云：『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即‘將某國打得大敗崩潰叫『敗績』之，俘獲某國雄儁的將才曰『克』之。’

        “可見，魯《秋》皆憑外國來告而書，其書與不書，并非由孔筆削，而是取決于外國是否來告，以及魯國太史如何承告。故而《經》中有許多當書而未書的事件。如，哀公元年吳滅越，再如，閔公元年晉滅三，皆因無告，《經》便統統沒有記載。《傳》統計秋時期滅國有五十二，而實觀《經》文，滅國僅三十余，難似存亡興滅這等大事，孔丘也削而不記么？

        “是以，陛適才所說《經》『字寓褒貶』、『筆則筆，削則削』，恐怕確為后人借孔丘之圣人名穿鑿附會、各有云說，并非孔丘本意也。

        “而何故借圣人之名耶？無外乎使『君君臣臣父父』之思想更加深人心罷了。若某人說‘圣人說過這話、作過這書’，那么誰還敢斗膽反駁？社會中，絕大多數人并無獨立思考的能力，只懂得追隨董仲舒這類大儒——或叫意見領袖——的看法，因為這是最安全的法；如果大儒們錯了，被笑話、丟面的是他們，而不是他們的追隨者。但若某人斗膽說了違異大儒的話，那么萬一錯了，他非但會被人誅筆伐，更會敗名裂、貽臭萬年。故而，一旦某觀被大儒視為正統，則極難被推翻，即便它是錯的。”

        帝默然，沉片刻，沉聲曰：“依卿之見，既然筆削褒貶是假、『君臣父』是編來騙人的，那么，亂臣賊既不必懼太史之筆，則可欺名犯分、得以肆無忌憚么？”

        王正曰：“非也。『君君臣臣父父』之思想，使臣民信之則可，而君父信之則萬萬不可。陛適才問，‘若無《秋》刀筆，亂臣賊何懼哉？’　臣再為陛解惑。